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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，社会学家费孝通出版著作《江村经济》，提出一个观点：中国未来的工业化不一定全部出现在城市里，偏远的乡村小镇也可能是工业化的发起地。
1986年，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·西蒙（Hermann Simon）提出另一个概念：隐形冠军，指的是那些在某个细分领域占据领先地位，却不为人熟知的中小型企业，比如某个国际品牌背后的供应商、某个小品类背后的生产商等。
在今天的中国，费孝通与赫尔曼的设想产生了奇妙了交融——在广袤大地的很多城市里，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品类“冠军小镇”，它们的产品占据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极大份额，而它们的发展，堪称中国40年来，城市自我革新的最惊人实验。
2002年，陈凯歌导演了一部关于小提琴改变人生的电影《和你在一起》。电影里，一位当厨师的父亲为了让孩子摆脱贫穷，改变命运，想尽办法带孩子从家乡来到北京，拜师学艺。影片最后，那首柴可夫斯基的《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》打动了很多人。一把提琴改变命运，这个故事不仅发生在电影里，也发生在现实的经济世界里，而它改变的，是一个村子的命运。江苏泰兴黄桥镇，因一场“黄桥战役”被载入中国近代史，但很长时间里，这里最有名的东西是烧饼，居民的主要职业则是务农，年人均收入只有43.17元，不管怎么看，这里的居民和电影里的厨师父亲一样，很难和高雅的小提琴扯上关系。但时代和命运一样，总有些“转机”悄无声息的发生，“上山下乡”的年代里，几个知青的到来，成了黄桥镇的转机。当时，几名知青从上海提琴厂下放到了黄桥，由于生活艰难，他们跟公社商量，搭了一个小作坊，给自己的老东家生产些琴头、弓弦，不少村民闲暇时，就去工坊里当学徒，前前后后，小作坊也有了几十个人。平时务农务工、闲时拉弓做琴，现代社会的“斜杠人生”，40年前就在这个小镇上萌芽，只是他们没想到，这个副业后来变成了产业，仅在2018年就创造了24亿元的销售额。截止2018年，黄桥镇从事提琴及配套产业的企业超过200家，从业人员3.5万人，平均每六人里就有一个从业者，而这里生产的各类提琴，占全国的70%、全世界的30%，一个村子，供了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提琴市场。完整的产业链、稳定的营收和市场，给这里的居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最令人羡慕的，是他们可专注，也可“斜杠”的生活。比如当地最年长的制琴人，他每月大概做5把琴，最贵的一把卖出了13.8万元，堪称大师，但他既不会拉小提琴，也不会做小提琴，年轻的时候是一名箍桶匠，只是因为擅长木工，便在70年代转行，误打误撞的进了提琴行业，这一做就是半个世纪。由于他手艺精湛，渐渐的，名声传开来，不少人专程到黄桥镇，就是为了买一把他做的小提琴。在这里，很多村民开了自己的制琴工坊，通常是家族式的，有的前店后厂，有的楼下是作坊，楼上是居住，不仅没有通勤苦恼，时间还很自由——不少村民农时种田，闲时制琴，家庭妇女甚至早上下午忙孩子、六七八月忙农活，剩下的时候才做琴，是妥妥的“斜杠青年”。可以说，这里的村民，过着很多都市打工人理想的诗意生活。经过半世纪，提琴已经融入了黄桥镇的空气里，走进这里，处处可以听到小提琴的声音：每个孩子都在学小提琴，很多不为成名成家，只为将来成为一个“能听音”的制琴人。一群不懂提琴的农民，怎么能够进入国际市场，并占据30%的市场份额呢？上世纪6、70年代，中国的提琴主要靠进口，国产小提琴的价位大多在20到100多元，对当时的人来说，非常昂贵。网友分享上世纪60年代购买的小提琴，价格是29.9元
一开始，小作坊开起来，黄桥镇的工人们只做琴头和弓弦，很快，他们学习了整琴的制作，开始尝试对外销售，凭借低廉的价格，很快在国内市场立足。到了90年代后期，国内市场开始饱和，黄桥人开始把目光转向国外。但是毕竟没有音乐和提琴的熏陶，工人们埋头做琴，音质和质量始终比不上德国、日本的产品——意大利是小提琴的发源地，德国和日本的匠人精神更是世界闻名，想赢，不容易。那个年代的创业人，没有几个服输的，于是，有人自掏腰包，从意大利、日本和德国高价买了当地最好的小提琴，和工人一起拆琴、仿制、改进。一把提琴有将近200道工序，选料、刨板、装配、调整、嵌线、上胶、喷漆、安装音柱等等，繁杂精细，黄桥镇的工人一个一个的学会，然后在自己村子里，搭起了更完善的产业链，现在，每一个工序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、专注的制作者，这里的制琴企业还拥有几十项生产专利，保证自己的领先地位。可以说，黄桥镇制琴业的野蛮生长到精益求精，是中国半个世纪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和产业创新的缩影，颠覆性的实验背后，也是我国创新创业的精神体现，是专注、执着、改变命运的渴望成就了这样的成绩。
撰文：三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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